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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王将: 栋帆,你是什么时候去纽约的?
陈栋帆: 2014年10月。
王将: 那时候快临近万圣节了吧。
陈栋帆: 是的,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的场景。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橱窗里气氛浓郁而邪魅,夜间各种街头妖魔鬼或僵尸装扮的行人,我和Inna拎着行李箱穿梭其中。在这诡异而寒冷的气氛里,我们开始了纽约的生活。
王将: 这让我想到了《北京人在纽约》中一句著名的台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陈栋帆: 的确如此。直到现在,我都觉得纽约非常迷人。它是梦想云集的地方,充满了魅力,同时又让人琢磨不透,甚至还有些残酷。
王将: 在去纽约之前,你在做什么?
陈栋帆: 2008年,我从中国美院毕业,怀着雄心壮志希望做些理想的事情,很幸运不到三个月就遇到了正在筹备画廊的Inna。之后我在清影艺术空间做了四年的展览执行和两年的艺术总监,直到2014年我离开杭州前才结束画廊工作。我在杭州工作的七年很幸福,与许多优秀的艺术家、设计师、音乐人、学者和电影工作者等朋友们因艺术而交集。如今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
王将: 那时的杭州还没什么画廊吧。据我了解,现在杭州聚集了不少出色的年轻艺术家,但行业的生态结构仍然不太健全。
陈栋帆: 嗯,很多国美毕业的艺术家都转移到北京和上海。也有很多人选择留在杭州,他们的创作状态特别好,大家都为了实现理想而摸着石头过河。去纽约之前,我在工作中学习到了很多,这必然会影响和滋养创作。我二十几岁时在街头创作公共艺术,到了三十岁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室,开始认真严肃地思考创作,两年后去了纽约。
王将: 我也是杭州人,最早知道你,是通过你在杭州街头创作的公共壁画。应该是2010年左右,当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你在中国美院学的是公共艺术吗?有什么学生时代的故事也可以分享一下。
陈栋帆: 不是。我在综合艺术系的综合造型工作室,我们平时都叫它第三工作室。系里一些老师在当代艺术界享有盛誉,教学上也非常负责。同学们的思维都很活跃,大家求知若渴。现在回想,这种学术氛围还是蛮不错的。可惜当时我只感受到了压抑和焦虑,大二学期结束后就果断休学了。
王将: 什么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焦虑?你后来重返学校了吗?哪些老师在教你?
陈栋帆: 焦虑源于自身,同时缘于我对当代艺术的彷徨失措。我在校外晃荡了一年。重返校园后,我们工作室导师调整为刚从日本归来的管怀宾老师,我跟他学习装置,跟高士强老师学习录像。而我的毕业创作却是四张大画,导师对我都很包容,竟然让我顺利毕业了。我至今心存感激。杨福东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鼓舞,虽然他不曾教过我,但我一直视他为师长。刚毕业后不久在北京尤伦斯展览上遇到,他讲“艺术之路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虽然话不是讲给我的,但我记在了心里。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每次见面他都会开门见山地聊对我新作的看法,一针见血的提出批评。亦师亦友的相处与相望,一直在激励着我,我在创作上不敢懈怠。
王将: 你的专业学习内容很多元化,但为什么你的创作兴趣一直集中在绘画上?
陈栋帆: 这应该是我从小形成的志趣。我儿时在包装白酒的瓦楞纸上临摹连环画岳飞传,被父亲看到后一顿夸奖。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逢年过节或长辈过寿,我都会提笔创作一幅。稍大一点后,我发觉专业学习画画可以逃离枯燥的高中生活,就孤注一掷地背井离乡走上了艺考之路。上美院时,我迷失于光怪陆离的当代艺术,绘画让我第一次拥有了独立创作的意识。在人生之路上,绘画提供了让我可以停歇和自我疗愈的港湾。我在绘画里沉迷和思考,绘画又给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虽然我的创作有多样的形式和载体,但其表象之下的精神一直是绘画。它关乎纯真与自由,关乎情感、精神和生命的能量。
王将: 《屋顶》是你出国前的最后一组作品,它背后还是藏着观念艺术的工作方式,这可能和你的专业背景有关联。之前听你简单介绍了这件作品的创作方法。它和天目里有些渊源,你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
陈栋帆: 我记得那是2014年的夏天,美术馆的吴天带我和艺术家易连参观了天目里的工地。主办方准备组织一场工地里的展览,邀请了几位杭州的艺术家每人创作一件作品。他们希望我能做一件涂鸦。当年我因公共空间的创作而被大家知晓,虽然我始终都在强调“空间绘画”的概念,但是还是被误以为是涂鸦艺术家。
王将: 看来当时你不太接受涂鸦艺术家的这个角色定位。
陈栋帆: 现在来看,对这种身份标签的焦虑是一种艺术家青春期的叛逆。因此当策展人邀请我在天目里的工地涂鸦时,我决定在工地上展出彩色的“屋顶”,与建筑对话。这组作品只是保留了形状和色彩。我当时觉得把它当作出国前的最后一组创作,是蛮有意义的。
王将: 但这件作品和主办方的诉求差距很大吧。
陈栋帆: 是的。不出所料,策展人还是需要涂鸦。作品未能展出,我就退出了展览。转眼七年过去,天目里建筑落成,这组作品放置在展厅地面上,夜幕降临时作品会映射到玻璃幕墙上,彩色的屋顶仿佛悬停在窗外的中央公园之上。等待了七年的展览,我驻足其间像站在时间的河流里 。
王将: 事隔七年,你从纽约回到杭州,这件作品也在天目里展出,这像是一种命运安排。而此前又是什么动力让你去到纽约,并且决定在那里创作和生活?
陈栋帆: 2011年夏天,好朋友Candida Höfer和Herbert Burkert为我们安排了纽约之旅。这是我和Inna第一次访问纽约。首次打开一座城市的方式很重要,我们莫名地爱上了纽约,回国后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准备,时机成熟就自然的飞去了纽约。
王将: 背井离乡的生活不太容易吧。放弃一切再面对未知,认识新朋友、学习新规则,重新开始和适应新的生活,这应该需要不少时间。
陈栋帆: 是的,一切都是全新的。2016年我们经历了各自父亲的相继离世,携手走过痛苦和黑暗之后,我和Inna正式在纽约市政厅结婚。两个人在纽约的生活要简单快乐很多。人生的至暗时刻之后,我开始学习和练习如何放松,创作也进入到了全新的时期。
王将: 在纽约,华人艺术家有自己的圈子吗?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如何与那边的艺术界相处的?
陈栋帆: 其实人数并不多,大家基本都会有交集过。每年有新人来,也有旧人离开,这其实跟国内差不多。有的在大学里上课,有的通过美术馆或机构获得支持,有的与画廊项目合作,有的兼职打工坚持创作……在纽约大家都各显神通,努力地工作,快乐地生活,创作更好的作品。
王将: 有混得特别好的华人艺术家吗?其中有你的同辈人吗?
陈栋帆: 不喜欢“混”这个词,有点鱼目混珠的感觉,不是很恰当。
王将: 看来你不太待见成功学。那你们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生活?
陈栋帆: 在纽约住久了,更不会理会“如何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之类的问题。纽约的文化多元,价值观也不是单一的,我们自己就是纽约文化图景的一部分。我身边有很优秀的同辈人,互相之间支持和鼓励。比如我的朋友孙云帆和Dave Liang就非常优秀,他们的乐队“上海复兴方案(The 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每年都有新专辑问世。我们在2019年合作过两次音乐和绘画的即兴演出。孙云帆还专注于视觉艺术创作和美食,他们家的西班牙海鲜饭是在纽约吃过最地道美味的。
王将: 我很好奇,身处在那个环境里,你们如何理解老一辈旅美华人艺术家的工作呢?
陈栋帆: 不但有互动,而且大家在生活中还会相互关照,会经常约着聚餐聊天。比如,张宏图老师是最早来纽约的华人艺术家之一,他至今笔耕不辍,十分活跃。他那满头银发和利落牛仔裤形成了反差,身上充满着能量和热情。他经常带孙女来参加我的展览和Open Studio,我们也会去他在皇后区的家里做客吃饭。张老师亲自手磨的意式浓缩咖啡很好喝。德庆老师是伟大的艺术家,生活之中又是低调谦逊的人。他聊起艺术真知灼见,一针见血。亦师亦友的关系让我受益匪浅。德庆老师不喜欢公开活动,但这些年也参加了很多次我们的家庭聚会。他也会亲自到场支持我的展览。我们经常不定期的见面,他总会开门见山地说:“时间不多,我们聊聊艺术。”
王将: 新一代华人艺术家和老一辈的关系怎么样?代际之间会有互动吗?是否会关注彼此的工作?
陈栋帆: 她们大多是在美术馆、非营利机构或画廊里工作,同时也在做独立的研究、策划和写作。我没法聊他们普遍是怎样的工作状态,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一起工作过的策展人,我会熟悉一些。我近期在纽约的展览比较密集。一月在皇后区圣约翰大学Yeh Art Gallery由王辛策划了《庇护所》。十月在布鲁克林否画廊由海良策划了《漫长的黎明,海盗与诗人在黑暗中吹口哨》。她俩都是非常的优秀和勤奋的策展人,我们合作共事很愉快。
王将: 谢德庆老师是位纯粹的艺术家,他确实是一代人的传奇。你生活中有这样的朋友应该很受鼓舞吧。那边的华人策展人呢,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工作状态?你们之间会不会因为相同的身份背景而产生更多工作和生活上的互动呢?
陈栋帆: 她们大多是在美术馆、非营利机构或画廊里工作,同时也在做独立的研究、策划和写作。我没法聊他们普遍是怎样的工作状态,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一起工作过的策展人,我会熟悉一些。我近期在纽约的展览比较密集。一月在皇后区圣约翰大学Yeh Art Gallery由王辛策划了《庇护所》。十月在布鲁克林否画廊由海良策划了《漫长的黎明,海盗与诗人在黑暗中吹口哨》。她俩都是非常的优秀和勤奋的策展人,我们合作共事很愉快。
王将: 我不太了解王辛,你们的合作项目具体是什么样的?
陈栋帆: 她是一名现居纽约的策展人和艺术史研究者,现为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现当代艺术史博士候选人,兼任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Joan Tisch研究员,同时在筹备有关亚洲未来主义的特别展览。我与王辛的合作就像在一起“酿酒”。我们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希望新展览就像一场冒险。为此我创作了全新的作品。展览前,她在我的工作室里策划了几次活动,包括两次我与“上海复兴方案”合作的音乐绘画即兴创作现场,和一次在工作室里的新作发布酒会。在这个“发酵”过程中,我画出了全新的黑白作品,在校园中式建筑前完成了公共作品《彩色的中山路》。画廊空间的展览开幕后,我又与“上海复兴方案”实现了一场现场即兴表演。紧凑的活动之后,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展览被迫暂停对外开放。
王将: 突入其来的疫情终止了这个展览吗?后期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陈栋帆: 疫情给参观展览带来了很大不便,我们想过不少办法但无济于事。整个纽约的艺术行业都在疫情中下沉。去年六月的时候,王辛与主办方、China Institute(华美协进社)一同组织并主持了的线上座谈《Meet the Artist: Myth as a Contemporary Practice—a Conversation with Chen Dongfan》,他们在线上分享了我居家防疫期间的生活和创作。后来《庇护所》一直延期到了八月,撤展时我、Inna、王辛和机构总监Owen Duffy在现场有个小仪式,大家带着口罩在庇护所里举杯。
王将: 在纽约是否有机构会专门代理或推广中国艺术家?
陈栋帆: 有,但是不多。纽约有几家非营利机构会支持和推广中国艺术家,比如美国华人博物馆经常有别出心裁的主题群展,也有一些私人运营的画廊和机构,空间面貌和学术方向都各有不同,新兴的小画廊更受年轻人的喜欢。我朋友何雨创立的否画廊就是一个非商业模式的艺术空间。
王将: 我知道否画廊。现在社交媒体很方便,空间距离不会阻碍信息传播。我偶尔能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他们的展览内容。
陈栋帆: 是的,很活跃,我们有过多次的合作,尤其是2018年的公共项目《龙与花之歌》得到了何雨和画廊的全力支持。否画廊是从公寓画廊开始逐渐完善为今天的构架,在展览做得越来越专业的同时,又在现场组织不同主题与社区互动的演出或活动。否画廊以艺术家作品为原点链接到不同的创作者。这些机构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提供了在纽约可以看到中国艺术家创作的窗口,也成为了在美华人创作者聚集和交流的场所。对于作为创作者的我而言,他们更像是同时代的同行者。互相之间的鼓励和支持非常重要。等时间过去,留下的是好的艺术和艺术的故事。
王将: 国外同行如何看待你的创作?你的中国身份是否会成为他们价值判断的要素?
陈栋帆: 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现在“中国身份”这个话题在华人艺术家中也很少聊了。我的创作没有特意去强调身份的问题。
王将: 你有特别熟络的国外同行吗?我指那些对你的纽约生活产生实际影响的朋友。
陈栋帆: 我的工作室在皇后区长岛市,是一座全是涂鸦的三层工厂风格的建筑,引荐我入驻这里的是艺术家Walter Robinson。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Jeffrey Deitch画廊。2016年,Jeffrey Deitch重新开放伍斯特街画廊后为沃尔特举办了回顾展。好朋友Seton Smith带我和Inna去参加他的这个展览。之后我们慢慢就熟络了。有一次他专程来参加我在日落公园的Open Studio,他直言道:“这个鬼地方太偏僻了,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工作室!”,之后我就搬到了他工作室的隔壁。这些年他见证了我在纽约的展览、活动和艺术项目,看着我逐步的成长。
王将: Walter Robinson。我在2019年时看过你俩在清影空间举办的以肖像为主题的双人展。我记得介绍里说他在美国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艺评家。
陈栋帆: 是的,认识他后我才开始了解纽约的图像一代(The Pictures Generation),也才知道了他作为艺术评论家的传奇故事。他在70年代与他人共同创办过艺术杂志Art-Rite,之后担任过Art in America的新闻编辑和Artnet的创始编辑,做过电视节目的记者,他还是传奇艺术家团体Colab的活跃成员和Printed Matter的联合创始人。至今他除了旺盛的个人创作外,仍然保持着艺术媒体人的热情。他的Instagram账号上会第一时间分享纽约的最新艺术讯息和评论,这成为了我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这座城市的艺术资讯指南。这些年我们亦师亦友,如果我身上有些许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气息和工作习惯的话,肯定是受他的影响。周末我们在展览开幕上相遇,他总会笑着拥抱:“Hi, kids!”,然后风风火火地赶赴下一个展览。
王将: 看来你在纽约有不少忘年之交。
陈栋帆: 是的,非常庆幸Robinson怂恿我搬到这间工作室。这之后,我又认识了另一个邻居Judith Weller,她的雕塑作品坐落在曼哈顿第七大道,是纽约时装区的标志。她已八十多岁高龄,但仍然每天开车来工作室里创作。Judith第一次走进我的彩色工作室时快乐得像个孩子。她惊讶于我和她所知晓的中国艺术家迥然不同。她允诺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敲开她工作室的门获得帮助。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敲门来探望,门口远远望一眼就知晓我在尝试新的创作,她会由衷地为我高兴。2018年我在纽约中国城创作了《龙与花之歌》,纽约时报为我做了整版的人物专访,Judith看到后写了长长的邮件祝贺我。纽约解除居家隔离后很久,我仍没去工作室。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发的邮件,催促我差不多该回工作室里创作了。
王将: 我想,你有这样的邻居作伴,一定不敢懈怠工作……刚才你提到了《龙与花之歌》,它算是你在纽约从事艺术创作的一个小高潮吗?
陈栋帆: 《龙与花之歌》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原是纽约市交通局和华埠共同发展机构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的公共项目,旨在提倡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和促进当地社区的旅游和商业。在“艺术桥”工作的Sally Hong找到否画廊的何雨,极力希望我能够参与这个项目。我计划好暑假回国,犹豫不决时Inna陪我走访了这条位于中国城的宰也街,竟然发现第一次来纽约时Candida和Herbert带我们来吃过的第一家餐馆就在这条街道上。之后调查了解到宰也街是亚裔社区最古老的街道,历史上它有臭名昭著的“血腥之角”之称,商户每天早上都要清洗地上的血迹。
王将: 是什么原因使唐人街在历史中遭受过如此可怕的暴力?
陈栋帆: 这也是我的疑问。后来我了解到持续了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它是在美国历史上针对自由移民所作出的最重大的限制之一。我希望身体力行地在现场即兴创作,用色彩和笔触写生出这条街道的精神和肖像,通过“爱与和平”的主题作品让大家来关注被人遗忘的美国暴力排华史,通过艺术让大家关注亚裔社区的移民历史。
王将: 这件作品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社会回应吗?
陈栋帆: 我的方案是直接在61米长的街道上创作面积4800英尺的巨幅绘画,这样的街头作品在纽约也未曾有过先例,方案竟然全票通过了。八天的创作过程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之后Fox电视台、NBC电视台、纽约时报、纽约邮报、Time Out等媒体都竞相报道。这条街道成为了2018年纽约夏天最靓丽的风景线,大量游客涌入中国城来合影留念。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该艺术项目为宰也街带来了日均1.8万人,共一百多万人的观众流量,这比以往增长了111%的人流。之后每年夏天,宰也街都会变身为绚丽的彩色之街。这成为了一种传统项目并延续至今。
王将: 纽约观众对绘画的关注度怎样?和其它媒介的艺术相比,绘画在艺术界处于怎样的位置?
陈栋帆: 纽约观众对绘画还是情有独钟的。艺术机构举办的绘画展览非常多。很多年轻艺术家也选择绘画作为创作媒介。绘画在纽约还是很重要的。
王将: 华人画家在美国艺术界中的上升空间怎么样?这些年,你或者你的同僚是否探到了一些门道?
陈栋帆: 这个很难讲,这让我想起了王俊杰(Matthew Wong)。他是加拿大华裔艺术家,自学成才。2018年他在纽约Karma举办个展,广获赞誉,这个展览令我印象深刻。可他在事业起步阶段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王俊杰英年早逝的消息令当代艺术界扼腕叹息。大家都认可他是一个被恶疾缠绕又在35岁时过早陨落的艺术天才。他虽然专注绘画创作只有五六年时间,但勤奋地留下了近千张画作。在他离世一年后,他的作品引发了市场的狂热追逐。
王将: 他的经历符合大家对天才的理解,但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我们永远无法预估,机遇以何种形式降临到自己身上。我们的工作也无法与外界的评价隔绝。纽约的氛围对你的绘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栋帆: 对绘画中纯粹精神的探求,对图像表层中视觉愉悦的直接表达,对行动绘画中身体行为的实践,对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观念思考。简而言之,是纽约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和艺术实验的无畏精神影响了我的绘画。
王将: 在你的创作中,是否受到了美国艺术家的直接影响?
陈栋帆: 一开始我受欧洲艺术家的影响比较大,之后我开始看美国艺术家的作品。那些展示了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回顾展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在MoMA的回顾展,会让我思索自己这一生该要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很多艺术家的作品会启发我的新创作,但是直接影响往往不是来自于视觉艺术家。2019年,我在工作室里为《庇护所》潜心创作黑白作品,就受到了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即兴音乐创作的影响。我反复地听《The Ten Thousand Things》,研究他的作曲理念,同时思考自己的创作方法。约翰凯奇和巴赫开始影响我对视觉的感受。
王将: 一些国内画家会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作为个人创作的参考坐标。我想知道,你作为一个旅美中国艺术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栋帆: 哪里都不是中心。现在,也不是一个存在艺术权利中心的时代。艺术家可以选择怎么做。可以以历史作为参照来推进自己的工作。但这只是一种方法,它不应该是唯一的路径。
王将: 这些年来,有不少中国艺术家在美国的艺术机构举办大型展览。你对这些展览是何感想?
陈栋帆: 好的展览大家都会去看。记忆中曹斐和厉槟源在MoMA PS1的个展都非常受欢迎,尤其曹斐的个展特别受年轻人欢迎。艺术家邀请来自纽约中国城的hip组合肆意暴力(The Notorious MSG)在美术馆做了一场演出。艺术家曹斐也登台表演,至今还历历在目。去年郭凤仪在美国的首个美术馆个展“遥视”在纽约绘画中心(The Drawing Center)展出,呈现了三十多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受疫情影响,但展览口碑特别好。这些展览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有影响力了。
王将: 聊聊你在纽约工作室吧,它在什么位置?在美国的艺术家是否也有串门的习惯?
陈栋帆: 我目前的工作室在纽约皇后区长岛市MoMA PS1的附近,这是一间有高耸天花板和巨大窗户的白色工作室,入驻前我用了11天的时间将工作室绘满了色彩和笔触,将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的场景在纽约重现,试图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空间。我把工作室称为花园,这里组织过朋友聚会、音乐和舞蹈的演出、艺术实验项目等等,慢慢成为纽约最活跃的艺术家工作室之一,还上过当地杂志的封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围绕工作室而展开工作的生活戛然而止,在空置了半年后,决定换到楼上小一点的工作室。在把工作室刷白退还的前一天,组织了一场朋友周桐和他乐队的音乐演出,大家带着口罩在忐忑不安中听了一场阔别半载的音乐现场。
王将: 纽约艺术界的社交活动频繁吗,这是否已经成为了你们工作的一部分?
陈栋帆: 艺术领域的活动是非常密集的,而且每个区域的受众都不太一样。如果你不有所节制地去参与,容易迷失在纽约的光怪陆离中。2019年,我用了一整年时间画了52本手绘书。因为每周必须完成一本,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室里度过。借此我逐渐远离了不必要的公开活动,平时只和少数朋友们在私下聚会时交流。
王将: 听说你有不少驻地和旅行创作的经验,这为你的艺术提供了什么?
陈栋帆: 去往远方,生活在别处,适度的陌生感会让感官的体验更敏锐。这是一种非常古典和浪漫的创作模式。很多时候,精彩的经历并不能为艺术提供什么,但会滋养灵魂。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讲,这个更重要。
王将: 你如何理解公共艺术和画室创作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两者?
陈栋帆: 我的创作目前基于空间和时间而展开。公共艺术是特定空间之中的大型创作,架上绘画是特定时间之内的系列创作。在空间里爆发,在时间里消耗,而空间和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想想如果抽离掉时间和空间,还会剩下什么。本质的艺术问题是一样的。因此,这两者对于我而言并不需要平衡。
王将: 新冠疫情中,你和你的同行们是一种怎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陈栋帆: 我们都在做力所能及之事。很多朋友离开了纽约。只要天塌不下来,生活都还要继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纽约疫情期间被打砸抢之后的SOHO。难以置信2020年纽约SOHO如今就像好莱坞的灾难片,路边的商店都用木板把店面封闭了起来。一周之后艺术家们走上街头,在密封的木板上画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整个商业中心变成了巨大的艺术画廊。艺术又一次点燃了人们生活的希望!
王将: 的确振奋人心,这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家的魔力与社会责任感。你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有什么工作或者旅行计划吗?
陈栋帆: 一整年我都会在国内,计划圣诞节前回纽约。无论生活和工作如何变动,创作都会持续。目前我正在四川成都A4国际驻留艺术中心驻留,接下来会在成都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中间也会去参加北京、深圳和上海的艺术博览会。至于旅行计划嘛,只能把工作当作旅行了,哈哈,心情置换一下,马上就可以进入到度假模式。
王将: 你在国内接受了艺术训练,而你的爱人在国内也有自己的画廊,你们应该有很多艺术行业的朋友。你们回国的这段时间,拜访了同行吗?有些什么感触?
陈栋帆: 我感觉大家很努力但不太开心,艺术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内卷了。回来久了,我也有点理解这种状态了。我太太是一个如太阳般热情的人,很乐于与人交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受到她的鼓舞。这段时间我认识了很多艺术行业之外的新朋友,他们做事情纯粹又投入,比较聊得来。
王将: 聊得大一点,你如何看待国内的当代绘画?
陈栋帆: 我觉得很难提出一个结论。绘画太不好说,因为绘画很难,它本身就是一个窄门。许多画家能坚持这么多年创作都是值得尊敬的。画还是要在现场看原作,具体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说的和在做的都在画里面,绘画扯不了谎。
王将: 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机制有什么个人体会?
陈栋帆: 效率高效,硬币的两面。
陈栋帆: 这次天目里的展览,是你近几年工作的回顾,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收获?
陈栋帆: 今天杭州的天目里,就像是真实得可以触摸的海市蜃楼。八年时间,天目里终于落成,由衷地赞叹李琳的浪漫和坚持。每次回杭州做个展都像是回家交成绩单,心里有些紧张。感谢正宁的邀请,因为这个展览,我见到了许多数年未见的同学和朋友,非常开心。展览呈现了一百多件作品,时间跨度有七年多。现场就像是一个绘画的公园,移步换景,布置得很轻松,可以慢慢看很久。每天观展的人络绎不绝,展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成为了争相打卡的网红展。这让我明显地感受到时代已经悄悄改变了。
王将: 你觉得在中国做展览与在纽约做展览有什么不同?
陈栋帆: 国内做事很灵活,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比较多,朋友们都倾情相助,特别有人情味。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布展基本是在半个月内完成。我们四个好朋友齐心协力地去做一件事,激发了彼此的创作欲望,工作本身就很快乐。展览期间又组织了三场对谈和一场声音与绘画的即兴现场,邀请到各行各业杰出的创作者。每次展览就像种下了一颗未来的种子,理想和浪漫不曾改变,大家累点但是值得的。
王将: 接下来,你在创作上有什么阶段性的目标吗?
陈栋帆: 多感受,与人交往,与人合作,尝试让自己与不同城市做一些联接性的创作,同时希望能够在城市里实现一些公共作品。
王将: 你是否考虑过将主要的创作空间移到国内?你计划在纽约居住多久?
陈栋帆: 我喜欢安居乐业不要改变,但现实却是颠沛流离、不停地折腾。未来谁也说不好,只能做好眼前的事。目前纽约的工作室和公寓一直空着,每个月都还在交房租,压力有点大,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王将: 如果回国,你会选择住在哪里,北京,上海,还是杭州?
陈栋帆: 上海。